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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期货群丝路带新策:各种丝路计划存在大量交叉_

时间:2020-06-26 20:57:08 出处:手机期货交易软件-股票配资_期货配资_最安全的配资平台

  “丝路带”新策

  从古丝路看今丝路,古丝路从来不是排他与封闭的,而是包容和开放的。今天的丝路建设也应如此,目前各种丝路计划存在大量交叉,有许多利益共同点,可以通过各种平台和交流机制,寻找各个版本的最大交集

  杨正位 周宝根/文

 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(下称丝路带)是我山西期货群国实施新一轮扩大开放的战略举措。总结历史经验,综合当前国际环境,丝路带建设需要走务实合作之路,遵循政府引导、市场决定、企业主体,以经贸合作为先导,联通“四亚三洲”的现代丝绸之路,促进沿途各国共同发展。

  丝绸之路兴衰史

  古丝路一般分为四条:北方丝路、南方丝路、山西期货群海上丝路和草原丝路,其中北方丝路和海上丝路最为重要。

  北方丝路主要兴盛于西汉与唐朝。该路自公元前119年西汉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后开启,又称为“沙漠绿洲丝路”,或代指“陆上丝路”,有时也代表整个丝路。西汉时是丝路的首次繁荣。东汉时因内患不断放弃了对西域的控制,丝路已无当年繁华。此后的三国、南北朝等,因战乱频仍,丝路断断续续。

  隋朝时丝路开始畅通,唐朝时重新控制了西域,丝路迎来第二次繁荣。但到中唐安史之乱后就放弃了经营西域,并转向海路,丝路再次衰落,陆路从主路逐步逆转为海路的补充,陆路海路有一定的替代性。到北宋时河西走廊为西夏占据,南宋对整个西北更是鞭长莫及,丝路再无重生之山西期货群力。

  元朝时丝路成为帝国内山西期货群部交通路线,通行比历朝历代都更方便,但由于路上走的主要是以宗教信仰和文化交流为使命的人们,不再是商人为主的丝路了,无力再次繁荣。沧海桑田,后来发达的海运和便捷的空运占据上风,陆路不再引人注目。

  海上丝路主要繁荣于中唐到宋元时期。该路指从中国东南出海至太平洋,或经南海至印度洋到南亚、西亚及非洲的航路。其兴起可能比陆路还早,唐以前海路一直是陆路的补充,但中唐以后陆路阻绝,加之经济重心南移、指南针发明及航海技术进步,海上丝路开始繁荣,超过并逐步取代了陆路。北宋、南宋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,非常重视商业和海外贸易,保证了海上丝路的持续兴旺。

  元朝时海路更加畅通。由于宋元后主要出口瓷器、茶叶,进口香料,故而也有“陶瓷之路”、“茶叶之路”、“香料之路”之称。明朝开始海禁,虽然郑和近30年七下西洋,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,但由于仅为官方外交,劳民伤财,缺乏民间参与,给政府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,明成祖去世后很快就停了。清朝更加封闭,康熙在开海禁后仍不许与西方贸易,乾隆开始全面闭关锁国,到后来只许广州对外通商,且由十三行垄断贸易,海上丝路走向衰落。

  世纪至中国丝路与世界航路此衰彼兴。14世纪-15世纪的元末明初,中国陆、海丝路先后衰落之时,欧洲却开辟了新的世界航路。1453年东罗马灭亡,奥斯曼土耳其崛起,控制了东西方商道即丝路,对商人横征暴敛,商品转手后价格提高8倍-10倍,导致欧洲一些贸易城市衰败。而欧洲上层把亚洲奢侈品看作生活必需,不惜高价购买,造成西欧贸易逆差,大量黄金外流。西欧各国贵族、商人和资产阶级急切想绕过西亚,另辟通往印度和中国的航路。于是便派哥伦布等人远航,发现了新大陆,开辟了环球航路,扩大了国际贸易,形成了世界市场。加之工业革命在西方兴起,世界贸易中心与经济重心从东方转到了西方,中国的世界经济强国地位被西欧取代。正如法国学者玛扎海里所说:“在促使古老丝路遭到遗弃的主要因素中,应关注近代技术工业的诞生和发展,这种工业产品取代了来自中国的传统产品。”可见,贸易线路的转移,既有政治军事因素,更是经济技术发展的结果。

  丝绸之路的包容性

  古丝路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早期版本,被誉为全球最重要的商贸大动脉,其实质是服务于亚欧之间的商贸和物流大通道,是当时的世界性贸易通道。中国丝路的兴衰史清晰表明,丝路呈现以下功能:

  一是商贸之路。丝路首先是商品贸易走廊,有商必开路,无商路难成。北方丝路开通后,成为商品贸易的生命线,商队从中国运出的主要是丝绸、金银器等商品,运入中国的主要是珠宝、香料、药材及葡萄、胡麻等农作物。双方交易的主要是当时的高档或奢侈品,丝绸几经转手到了罗马,贵若黄金。这体现了各自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利益,有商业利润才有长距离运输的动力,也才可能持续。宋朝的商业和海上贸易十分发达,所以经济科技达到封建时代的顶峰。蒙古帝国道路虽然最畅通,但民间商贸不发达,并未增强国力而维持太久;明初七下西洋没有民间经贸的活跃,只为宣扬国威等政治目的,造成国力衰退而昙花一现;与属国的朝贡贸易因违背正常的经济法则,成为政府与百姓的沉重负担,也因此衰亡。可见,丝路没有经贸基础,缺少商品的自由流动,单纯的政治文化交往不可能持久。

  二是开放之路。丝路是开放的大道,体现了古代中国广阔的开放胸襟,也是世界开放的催化剂。丝路繁荣都是在中国最开放的汉唐与宋元,那时的中国拥有开放的气度、胸怀与自信。如唐朝的两条丝路都很发达,当时开放到能让外国人科举为官,主要大将都是少数民族,全国设驿站1639所,仅广州外国客商就有12万人,与中国发生联系的国家或部族达l89个,南亚、中亚与西亚来唐使团共343次,人数可达数百人。同时越开放越繁荣,丝路也是盛世之路。丝路兴衰成为中原王朝强弱的寒暑表,陆海丝路兴盛之时都是古代中国最强盛之时,丝绸、瓷器成为中国强盛的象征,甚至有“中国兴,则丝路兴”的说法。那时的中国令世界向往,如哥伦布十分仰慕中国的繁荣,非常崇拜马可·波罗,这成为他航海的原动力。1492年他怀揣给中国皇帝与印度君主的国书,希望最终能远航到中国,他至死都坚信所到的是东方印度而非新大陆。新航路开辟客观上促成了世界更加开放,也为经济全球化做了坚实铺垫。

  三是传递和平的使者。中国丝路形成和延伸于古代强盛之时,但中国没有借此对外侵略扩张,体现了中国天下-朝贡体系与王道政治的理想,证明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传统。陆上丝路畅通之时,沿途基本没有战乱,中国先后与100多个国家或民族和平交往。而在东汉末到隋朝、中唐到元初,西北长期战乱,民族冲突不断,丝路时常阻断。海上丝路自唐宋繁荣后的1000多年里,一直是中外友好交往的和平之路,很少见到腥风血雨,与欧洲炮火开辟的劫掠、征服的殖民扩张显著不同。

  四是文明之路。丝路穿越2000年时空,横跨亚欧非数十国,是一条不同民族和文化交流融合的文明之路,是世界文明史上的“大运河”。它把古代世界几大灿烂辉煌的文明——中华、印度、埃及、巴比伦、波斯、阿拉伯及希腊罗马等文明联结起来,佛教、伊斯兰教、景教、摩尼教等传入中国,我国道教、儒学以及造纸、印刷、坎儿井、罗盘等技术传向西方。

  可见,丝路带来的不仅是商贸繁荣,还有文化交流、科技沟通、宗教传播等“副产品”,体现了文化的多元交汇、包容共存。

  经贸先行

  30多年来,我国对外开放主要集中在沿海,东部集中了全国约90%的进出口、85%的外资和75%的对外投资,陆路开放明显滞后。扩大向西开放、建设丝路带,有利于优化我国开放空间布局,使西部由开放“后队”变为开放“前锋”,推动东西呼应、海陆并进的全方位开放格局。与此同时,在海权为主的时代,亚欧大陆内部的中亚及我国西部被边缘化,成为亚太和欧洲两大经济圈中间的“凹陷地带”,造成国际发展失衡,滋生恐怖主义等“三股势力”,威胁人类和平与安宁。

  我国与沿途各国双边经济合作快速发展,成为众多国家数一数二的经贸伙伴,如与中亚五国贸易从1992年的4.6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503亿美元,年均增长25%。沿途各国普遍希望搭上中国发展的顺风车,合作意愿日益增强。

  近年来铁路公路技术快速进步,特别是高铁时速可达350公里以上,大大降低陆路成本,为提升陆权提供了技术支撑。如郑新欧铁路10214公里,历经两次转关、两次山西期货群换轨,运行时间也只有16天-18天,比海运省20余天,比空运节省费用80%。如果下一步货运时速能达100公里左右,则耗时将减少三分之二,可降至4天-5天,对海运的替代能力就会迅速提升。

  丝路带两端的亚太和欧洲经济圈贸易往来十分活跃,2013年仅中欧贸易就近5600亿美元,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。亚欧内陆国家之间贸易潜力也很大。随着交通技术进步、陆路运输便利和成本下降,陆路贸易会迅速上升并部分替代海路,有可能形成继大西洋贸易中心、太平洋贸易中心之后的亚欧贸易中心。

  经贸往来是丝路兴衰成败的关键。古丝路兴衰揭示,丝路首先是商贸之路,丝路的辉煌在于中西方经贸往来的繁荣。鉴古知今,丝路带必须靠经贸往来支撑,否则就是无源之水。加深经贸合作也是沿途各国的共同愿望,受到各国普遍欢迎。如果先把生意做起来,经贸合作深化到一定程度,其他文化、政治、旅游等交往也会随之扩大,丝路带自然就会全面繁荣。

  保证道路运输有效益、可持续的迫切需要。贸易量大了,修路才有动力;如果有路没货拉、没人走,路就不会繁荣。渝新欧、粤新欧等国际货运线路总体比较畅通,但列车运力尤其是返程运力无法充分发挥。我国铁路货运平均时速80公里,设计时速120公里-160公里,但渝新欧等列车低于30公里,原因不仅在于通关不便,更在于货源不足,严重影响运输组织效率和成本。大力发展经贸合作,不断扩大货流与人流,成为国际通道繁荣、丝路可持续的必然要求。

  发挥各国比较优势的需要。我国经济贸易总量居世界前列,制造业、基础设施、信息通讯等领域比较优势明显,但人多地少、能源资源紧缺;而丝路沿途各国能源资源丰富,农业、加工等领域潜力较大,与我国互补性很强。只有发挥双方比较优势,发挥我国人民巧于制造、善于通商的特长,扩大经贸合作,才可将各自的潜在优势转化为实际发展成果,造福各国人民。

  凝聚共识、减少阻力的需要。俄、美等大国和部分沿途国家对我国心存疑虑,主要是担心其利益被我国“瓜分”。相对于政治、安全等领域,经贸合作“零和游戏”少,更能互利共赢,是各方最迫切的现实需要,是国际关系的“压舱石”、“推进器”,加之基本不涉及敏感议题,更容易化解疑虑、达成共识、取得突破。

  经贸合作要以自贸区建设和贸易便利化为抓手,提升贸易水平;以经贸园区和重大项目为抓手,加大投资合作力度;以软硬两方面互联互通为抓手,加强经贸合作的基础保障;以创新边境合作方式为抓手,打造我国西部开放高地;以“两优”贷款等为抓手,加大政策支持力度;以经贸平台与多双边舞台为抓手,推动务实合作。

  “新丝路”主导权

  上世纪80年代以来,有关国际机构和国家纷纷提出丝路开发计划,并取得一定进展。联合国自1988年就启动了许多丝路项目,亚洲开发银行倡议建立了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,国际道路联盟提出“复兴丝路计划”等。2011年美国提出“新丝路计划”,2013年俄罗斯提出“铁路丝路计划”,不少中亚、西亚国家也提出了自己的丝路构想。这些计划的动机各异,侧重点不同,但客观上也为丝路带建设提供了基础。

  当代丝路的前景吸引了世界目光,国际上存在多种版本的新丝路或现代丝路计划:

  一是美国的“新丝路计划”。1999年、2006年美曾提出“丝路战略”,2011年又推出“新丝路计划”,旨在以阿富汗为枢纽,将南亚、中亚与西亚连接起来,以实现“能源南下、商品北上”,实现“从援助到贸易的转变”,促进经济自生能力,并将影响力留在中亚腹地。其优势是主导力强,西方支持,利益平衡,各方积极性较高,缺陷是要经过不安全区域,排斥伊朗很难向西联通,计划的可持续性也受到质疑。

  二是俄罗斯的新丝路与欧亚联盟。俄曾多次将第一、二亚欧大陆桥称为“新丝路”,并宣称将在丝路建设上发挥决定性作用。其实,俄力推的是俄白哈关税同盟基础上的欧亚联盟,拟在2015年建成。目前,印度、土耳其、越南也在考虑加入其关税同盟。欧亚联盟的优势是有传统纽带,机制化强,但缺陷是经济互补性不强,经济带动力不足,且有恢复帝国的嫌疑,引起世界及中亚疑虑。

  三是南北走廊等丝路计划。俄、印和伊朗于2000年9月发起“南北走廊”,后来中国和中亚所有国家加入,衍化为14国倡议。该走廊与美“新丝路计划”重叠很多。2012年8月,阿富汗、印度和伊朗讨论了连接伊朗与中亚、南亚的新“南方丝路”。此外,其他影响较大的有日本的“丝路外交”、欧盟的“中亚新伙伴关系”、印度的“联通中亚”新战略。

  四是国际组织的丝路计划。联合国是最早提出复兴“丝路”的国际组织,1988年启动了“综合研究丝路—对话之路”项目。1992年到2005年,联合国多次开展基础设施项目,试图重建“丝路”。2008年欧亚经济论坛上,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发起、19国响应,决定再为复兴丝路投入430亿美元。国际道路联盟1998年提出了“复兴丝路”计划。亚行较早提出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,与新丝路有异曲同工之处。

  对比各个计划,内容互有交叉。上述各计划及我国的丝路带,在内容上交集不少,大圈套小圈,圈圈相交,范围上的最大公约数集中在中亚,向四方发散;内容上的最大公约数在经贸合作与道路建设。不同版本的“丝路”都视中亚为连同欧亚的物流、资源、经济乃至政治枢纽,并寄望自己和这个枢纽“无缝对接”,更有效地拓展自身商路与经济辐射圈,扩大本国的经济、能源、安全外延。

  从古丝路看今丝路,开放的丝路带对我国最有利。古丝路从来不是排他与封闭的,而是包容和开放的,它并非只有一个端口,而是东西通达,四端通畅,可以联通愿意连接的各个方向,共同推进商贸经济与文化文明交流,促进和平共存。今天的丝路建设也应如此,各种丝路计划存在大量交叉处,有许多利益共同点,可以通过各种平台和交流机制,寻找各个版本的最大交集,建设开放的、四通八达的丝路。

  从参与全球化的经验看,不管谁来建设,我国最后都可能是最大获益者之一。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,我国虽不主导但积极参与,仍被国外看成最大受益者。特别是在全球价值链、国际分工深化的条件下,不可能以我国为主,即使我国只获得链条中的不到10%,但仍是重要获益者之一。现代丝路建设中,中美俄从不同方向从中亚向周边联通,最终结果可能不会将中亚切割成块、或被一国操控,而是百川汇海,促进区域大联通,参与各方皆能获益。受益大小与自身优势相关,中国作为丝路最重要的利益攸关者,有地缘优势加经济后盾,不管丝绸由谁建成,最终可能成为最大受益者。“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”,对我国来讲主导权不重要,主动权才重要,得实惠更重要。

  丝路建设的中美俄三国志中,与美合作对我国可能更有利。中亚的丝路角力中,主要在中美俄之间,且中国的政治社会影响力还低于美俄。这需要我们先分清合作竞争关系及相互利益关系。俄视中亚为自家后院和禁脔,不愿他国在此扩大影响力,排他意图明显,掌控意愿和能力都很强。

  从当前来看,俄罗斯对我国丝路带的建设存有一定疑心,国际上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是“中国霸权主义重现”,因此,俄罗斯对我国提出的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构想心存芥蒂。欧亚联盟是俄罗斯力推的重点,欧亚联盟与我国丝路带存在重叠与竞争,今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推进可能将面临一定挑战。

  从历史教训来看,俄从48万平方公里的公国扩张为曾达2400多万平方公里的帝国,与其邻国曾有过节,中俄关系也几经风云。俄对中国在上合组织的经贸合作建议迟疑不决,两国商定的互联互通推进缓慢,界河上几个路桥建设已谈多年,迄今未建成一座;石油管道一拖十多年,西线更是遥遥无期,也出现过炮轰中国货船;强行关闭基佐夫市场,无数华商破产等等事件。对俄文化有深入研究的专家、长期与俄打交道的外交家建议,借鉴“远交近攻、离强合弱” 的古代智慧,处理两国间的外交关系。我国作为大国,确实要妥善平衡好三国之间的关系,究竟是“战术上联俄掣美,实施连衡;还是战略上和美制俄,实施连横”,颇费思量。

  美“新丝路计划”有其地缘政治目的,相当于为中亚及西亚开辟了绕过俄的能源资源通道,威胁到俄油气走廊的根本利益,俄对此颇为反感;但与我国同大于异,如果将其计划向伊朗、土耳其延伸,则与丝路带基本重合,大致相当于我国的第三、四线。同时,美国的计划以区域经济合作为抓手,这符合地区的利益,也是大势所趋,中国不能逆势而动,没有理由在自己推动区域合作时反对他国的区域合作。而且从地缘上讲,美国不是本地区国家,虽然新丝路是美国主导,但很难长期获益,也不会与我国长期竞争。如果在丝路建设上与美合作,我国可搭美国计划的便车,可缓解中俄在地缘政治上的紧张,可分解民族教派冲突、地区安全的风险。所以对于美“新丝路计划”,我国可在战略上乐观其成,在战术上视情参与。所以总体上看,丝路建设上我国与美国的公约数大于俄罗斯,对美合作大于竞争,而对俄最根本的是竞争,即使我国想敞开胸怀、合作共赢,最终也可能是俄方的防范与战略扼制。

  总之,中国作为中亚与丝路上的新来者、上升者,面对大国竞相角力的现实,要有胸怀和远见,讲究策略和艺术,争取突破“独占、独建、独享”的传统思维,倡导“共商、共推、共赢”的合作理念。我国的丝路带建设要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,从主导思维到结果思维,制定有限目标,用活“跟进”策略,学会“借鸡生蛋”,多搞“合资”,尽量减少风险与阻力。

  中国应坚持开放合作的建设理念,把共同利益做到最大,把彼此矛盾缩到最小。线路选择是开放的,全方位联通,四通八达。上合组织要与欧亚联盟、美国的丝路计划等有机结合,增进协力效应。主动谋划与全方位合作。对于美国在丝路上的建设性作用,我国可持更积极的态度,对于其中对我国有利的事项,也可主动参与。继续加强与俄沟通,即使推动俄换“准轨”难度大,也要促进贸易投资交通便利;参照俄进上合组织的做法,考虑加入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可行性,争取实现“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”。同时,还要加强与印度、日本、欧盟、伊朗、土耳其等国的沟通与合作。

  另外,还要充分利用国际多边舞台代表性强、阻力较小等优势,深化与联合国、亚行、世行、亚信、伊斯兰银行、国际道路联盟等的合作,对于其与我国丝路带建设相关的项目,要主动联系,深度参与。要善于超前谋划,充分发挥我国比较优势,择机在中国成立“国际(或欧亚)基础设施建设组织”、“国际电子商务组织”等,继续推动设立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”。

  作者为《中国战略观察》研究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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